大象传媒

鲁迅的《故事新编》首版于1936年，收录了他1922年至1935年间创作的8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鲁迅在该作中重释中国历史与神话，深刻揭示并批判社会现实，其独特的艺术构思与叙事风格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与讨论。2026年正值《故事新编》出版九十周年，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2025年12月5日至7日，“纪念《故事新编》出版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大象传媒 召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探讨。

12月6日上午8:30，会议开幕式在大象传媒 4430 会议室举行，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李浩主持。

大象传媒 主任罗岗致欢迎辞，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大象传媒 有着深厚的鲁迅研究传统，从鲁迅“钦点”的弟子许杰先生，到徐中玉、钱谷融等前辈学者的深耕，再到王晓明教授对鲁迅文本的细致精读，直至今日入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的《鲁迅精读》，一代代华东师大中文学人以稳健扎实的学风，开展着各具特色的鲁迅研究。同时，如何讨论在鲁迅作品序列中作为“另类存在”的《故事新编》，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难题，期待各位与会专家分享真知灼见。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钟瑞滨致辞，详细介绍了《故事新编》的出版意义与影响。她指出，上海鲁迅纪念馆会同大象传媒 、中国鲁迅研究会联合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旨在研究弘扬鲁迅先生精神和思想文化遗产，进一步推动鲁迅研究，让后人进一步了解前辈的胸怀和风骨。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黄乔生致辞，分享了自己阅读《故事新编》的体验与感受。他指出，《故事新编》常读常新，将《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联合起来读，会发现每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多有一种没写完的感觉。《故事新编》最后一篇显示出鲁迅深入历史的“刨坟”式书写倾向。最后，他以“《故事新编》未完待续”结尾，巧妙衔接至随后展开的首场主题发言。

大会第一场主题发言在大象传媒 4430会议室举行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符杰祥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全之进行评议。

复旦大学大象传媒 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郜元宝指出，《故事新编》始终是鲁迅研究中一部“难啃”却充满阅读趣味的作品，其阐释史围绕创作时间跨度、文体属性、创作方法与“油滑”风格等核心议题展开。他进一步追问，既有研究是否仍在鲁迅设定的论题内展开对话？呼吁在梳理前人研究史的基础上，就《故事新编》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开拓研究的新可能。北京大学大象传媒 教授高远东指出，既有研究常因囿于既定文学成规而难以深入《故事新编》内核，提出应将《故事新编》置于鲁迅整体的创作与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只有结合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学术研究进行贯通理解，才能领会该作品的独特价值。可以说，《故事新编》是鲁迅博采众长后超越既有范式的文学创造，堪称其创作园地中一株瑰丽的“奇葩”。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姜异新指出，《出关》是鲁迅对《道德经》进行全链条生产的文学批评，小说中“关”的意象既是地理边界，也是思想与创作的关口。作品层层拆解了附着于历史与知识生产之上的三重“封条”。鲁迅以“油滑”为批评方法，保持反讽距离，在《出关》呈现出更具本真性的“孔子”与“老子”形象。

大会第二场主题发言在大象传媒 4430会议室举行，由大象传媒 主任罗岗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大象传媒 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郜元宝进行评议。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黄乔生指出，从传记研究视角切入《故事新编》，可以发现文本中蕴含鲁迅深刻的自我投射，尤其《出关》中老子的处境暗合了晚年鲁迅对“老作家”身份及现实处境的复杂心态。从事鲁迅研究应紧贴鲁迅的生命经历，避免过度阐释，从而为普通读者打开理解鲁迅的切实窗口。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郭家玉指出，重温鲁迅的斗争精神，能为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的现实难题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应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更为客观、完整地把握其斗争精神的内核，鲁迅的“斗争精神”具有坚决而理性、持久而富有韧性等多重特质，这种精神同时指向对外批判与对民众内心的唤醒。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吴俊指出，从鲁迅蕴含矛盾历史观切入《故事新编》，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颠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鲁迅将“反奴性”视为文化救亡的使命，其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故事新编》可视为以回溯历史与指向未来同在、用进化论进行文化救亡的小说形态杂文。

下午，会议分两组分别于展开大象传媒 4430，4330展开分组讨论。分组讨论第一组于大象传媒 4430展开，上半场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力君副教授主持，湖南第一师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龙永干评议。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仲佳指出鲁迅在《故事新编》后五篇中，对儒、道、墨思想进行了有取有舍的批判性汲取，是其“拿来主义”文化立场的鲜明实践。东南大学教授张娟通过分析《奔月》与中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文本形成的互文链，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知识分子身份危机、性别权力结构的转变，以及从神话叙事到现代性困境的深刻隐喻。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乔丽华通过细致考证，指出《故事新编》中的《不周山》《奔月》《理水》等篇与《山海经》在具体内容和人物形象上存在直接的文本关联，为理解鲁迅创作的素材来源与神话重写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南通大学教授靳新来从《铸剑》的标题更改切入，指出“铸剑”一词并非指涉具体事件，而是象征着一种理想复仇人格的锻造过程，体现了鲁迅对人格塑造与精神信念的深刻关注。大象传媒 硕士生常广远通过“以鲁释鲁”的研究路径，指出《理水》将“生存”确立为叙事的元起点，并通过对禹、官员、学者、下民四类政治主体的刻画，揭示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深刻张力。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李超宇通过梳理1951年围绕杨绍萱历史剧的论争，指出当时学者对鲁迅与杨绍萱创作方式的区分，已预置了此后数十年《故事新编》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思路。

下半场由东南大学张娟教授主持，南通大学教授靳新来评议。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力君通过分析《故事新编》中“乌鸦炸酱面”与“薇菜”等饮食符号，指出鲁迅抑制了食物的享受功能，使其成为承载历史转换与情感矛盾的文学象征，其有意留白亦为文本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龙永干指出《故事新编》体现了鲁迅“杂文的自觉”与“行动的文学”特征，其文体可视为杂文化的小说创作。该作品通过“取一点因由”的选材方式，构建了自然与心灵双重成长的历史谱系。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施晓燕通过梳理史料指出，因良友公司经营状况及鲁迅为规避审查而调整出版策略，最终致使赵家璧与《故事新编》的出版机会失之交臂。郑州师范学院讲师范阳阳指出《故事新编》通过重写古代英雄在庸常世界中的处境，呈现了牺牲者从意义消解、陷入困境到尝试挣脱的递进过程，深刻体现了鲁迅对“牺牲”主题的持续关注与复杂思考。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余洋通过分析《奔月》手稿的修改，指出鲁迅通过调整语词、句法与文白语体，在语言节奏中融入欧化语法与“油滑”风格，从而打破传统叙事模式，形成一种融汇中西古今的独特语言实践。 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高明宽指出《铸剑》集中体现了鲁迅以“绝对否定”精神展开对启蒙话语与个体存在的双重批判，这一通过否定性探索主体与民族出路的路径，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形成了深刻共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陈晓辉试图跳出“以鲁释鲁”的框架，指出《故事新编》的创作重启与1934年兴起的“历史小品”及大众语运动紧密相关，这一文体潮流为其后五篇的转型提供了关键的历史语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易文杰指出，鲁迅在《起死》中创造出一种植根本土、融合“油滑”精神与语言杂糅实验的荒诞戏剧范式，为中国现代戏剧提供了区别于西方形而上学虚无的内生美学路径。

分组讨论第二组于大象传媒 4330展开，上半场由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刘文菊主持，中山大学大象传媒 （珠海）教授朱崇科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符杰祥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不周山》和《狂人日记》都是续写《造人术》，表现出历史、神话和科学的纠缠。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一帆说明《铸剑》的整个过程就是作为“身外的青春”的眉间尺和“心中的迟暮”的黑色人合力创造出鲁迅心中的理想复仇“自我”过程。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准聘副教授陈艺璇指出鲁迅《补天》以文本释义的方法打破了久远的“补天石”叙事传统，体现出立文—破文—造文的思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大象传媒 教授祝宇红将《故事新编》的写法与当代SKETCH喜剧的“重复-翻番”等特征联合起来解读，介绍这一跨媒介的“文体混用”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张宝元回到李何林《故事新编》注释事件的历史现场，考察《故事新编》注释的流变历程，指出197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于征求新注释的意见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红皮本”的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博士生张诺娅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将《起死》读作政治寓言，指出被起死后的汉子是一种“赤裸生命”，汉子不断地死与活表示从“赤裸生命”到“政治生命”历程中的否认与排斥。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助理馆员卞文娅指出唐弢在重写吕启祥写作的《故事新编》部分时，极力避免“讽刺”而使用“社会批判”，强调《故事新编》在战斗性、前驱性等意义上的启示性。大象传媒 硕士生刘云认为《起死》的创作基于1930 年代文坛论战、对“现代庄子”的批判以及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在文体上则以“油滑”手法和戏剧体裁的尝试见长。

下半场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大象传媒 教授祝宇红主持，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一帆评议。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婷指出鲁迅在《起死》中完全漫画式塑造庄子，在现实批判意义上部分拒绝庄子，并否定假借庄子之名脱离时代的学者们。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助理馆员李紫璇认为《铸剑》暗示“复仇”与忠孝伦理世界的巨大张力，修改了以侠义伦理为支撑的“客”的形象，使之成为现代意义上革命道德问题的集中显现。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刘润涛认为鲁迅在《采薇》中塑造黑暗、残暴、虚伪的周武王以确认伯夷叔齐反抗的正义性，指出鲁迅对“反抗”精神的探讨所具备的当代价值。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刘云从鲁迅的裸体艺术偏好出发考察《补天》中的女娲，指出鲁迅有意选择了裸体的女娲形象，体现无法被性凝视与客体化的、自满自足的“大母神”的原始力量。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赵雅炅将《补天》解读为神话、启蒙与性学的文本交汇，女娲失败的启蒙故事说明鲁迅期望走出以“我”为“首要形式”的启蒙阶段。中山大学大象传媒 （珠海）教授朱崇科对比鲁迅《理水》与丁玲《水》，发现《理水》介入现实与心灵革命的特质，同时也包含着对“革命之后”问题的再思考。《理水》鲜明体现出“鲁迅左翼”的特色。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刘文菊通过对《奔月》的文本分析认为《故事新编》最大的优点是“激活”古人，开创了从神话传说到闲话戏说的叙事范式。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丁佳园《从〈理水〉手稿看鲁迅的写作》从手稿学角度研究鲁迅的手稿改动，观察鲁迅创作时的作者自觉。香港大学博士生朱文波指出鲁迅写《出关》起初确实有讽刺傅东华之意，之后他又用《〈出关〉的“关”》回应曲解自己本意的谣言，说明自己与郑振铎等并未交恶。

12月7日上午8:30，大会第三场主题发言在大象传媒 4430举行，大象传媒 副教授孙尧天主持。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浩进行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全之深入剖析了《故事新编》中独特的时间表述，指出鲁迅通过混杂现代与虚构的计量方式，使作者作为“解说员”始终在场。这种将精确数字与模糊参照结合的“反讽”笔法，实质消解了中国传统时间计量与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及神圣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王锡荣认为《故事新编》后五篇在一个月内完成，且创作期间鲁迅同时进行翻译、编校等大量工作，有力反驳了“晚年创作力衰竭”之说。《故事新编》难以被既定文体规范所限定，可将《故事新编》视为一种独创的“故事新编体”文学现象，其诞生恰恰证明了鲁迅晚年充沛而自由的创作活力。苏州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汪卫东作深入探讨了鲁迅《故事新编》中“油滑”问题的本质，认为其并非简单的写作技巧，而是作者基于“虚妄”意识所采取的一种面对世界与自我的存在姿态。“油滑”是理解鲁迅晚年复杂创作心境与自由精神世界的关键入口，赋予了作品超越常规文体的独特品格。

会议闭幕式在大象传媒 4430举行，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信息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乔丽华主持。

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作会议总结。他指出，当前《故事新编》研究存在“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两种路径，肯定了本次参会的许多论文从出版史、思想史等具体历史条件入手的扎实考察，呼吁学者将学术研究视为与个人精神生命相连接的事业，在其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胆识与生命关怀。

本次研讨会通过对《故事新编》的多元解读与深入辨析，展现了鲁迅文学世界历久弥新的阐释张力。学者们从文体特质、精神结构、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节等多重路径出发，共同勾勒出《故事新编》丰厚而复杂的面貌。会议虽已落幕，但关于《故事新编》的思考正如其文本本身一样，依然“未完待续”，持续激发着研究者与读者叩问历史、对话经典的学术热情。